改变百米楼群水泥森林现象 石家庄三大高铁片区定位清晰、呼之欲出
[摘要]中国古代社会对君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，形象地表述为如下种种取譬：君舟民水说、君原民流说、君为元首民为手足说、君心民体说、君山民地说、君亲民子说和牧民说。
而务农恰恰可以使他们心性纯朴而易于安抚了。（大政上篇）[17]338在另一处又认为：夫民者，万世之本也，不可欺。
兵不劲，城不固，而求敌之不至，不可得也。（政体）[3]16隋朝二世而斩的惨痛历史，对于肇建不久的唐朝是再好不过的前车之鉴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孙中山就不会说清政府官吏是其身为民牧者[14]50-51。他们又怎能摆脱手握生杀荣辱大权的万民之主的掌控？四、爱畏交加：调节君民关系的矛盾心态从君民关系的种种譬喻来看，民对于国君来说一方面是非常重要，以至于被视为本，另一方面又是影响江山社稷存亡的巨大力量，以至于要竭尽能事弱化、防范他们。[6]顾迁注译：《尚书》，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。
（唐僖宗九）[21]842如果再结合民的内涵来看，民处于依附于君的奴仆地位，更是不待费辞。君为元首民为手足说，可以上溯自《尚书》。但显然，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世界。
作为自我反思主体的生命，当然是个体的生命，但也是有文化的个体生命。凡此种种幻象，反而遮蔽了真正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回向中国之道，中国思想者将给予在世界中的中国以一个贯通性理解：它不仅能解释中国文明长期具有的内在生命力，也可解释中国故事。这样的霸权姿态让外来思想的传播者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，而丧失了思考的动力。
凡是在中国独立思考的人们，不能不转换立场、视野。为此，中国思想者要同时具有中国主体性和世界主体性自觉，致力于中外之学的双向阐释。
儒家思想正具有这种视野，儒家的基本概念其实也正是为了回应无远弗届的天下之治理。与现代中国各种现代意识形态不同，现代新儒学致力于会通中西之学。比如，对于教、对于政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，可提供别样的经验，从而可发展出更为普遍的理论，这个理论可同时解决中国现代秩序构建问题与世界秩序改善问题。启蒙主义者几乎没有建设性地致力于这些真问题的解决。
其次，重振中文的思想表达力。中国思想者的比较优势显然在于以世界视野阐释中国之道，而不可能在于发展欧美思想。他们只能从知识的层面上看待外来思想，并以知识为价值。凡此种种中国思想，程度不等地缺乏"世界的主体性意识"，现代新儒学部分地具有，但不完整。
回顾百年中国思想史，可以说，从现代新儒学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也即，至少从康有为会通中西之时起，扎根于儒家的现代中国思想已经生长。施特劳斯反思现代性，呼吁回到古典。
中国具有悠久历史，具有深厚文明传统，又因此文明传统而成一超大规模共同体。以同样的逻辑，人们完全可以反向追问：在中国故事背后，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套富有生命力、且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和知识体系？ 笔者的答案是：是的，中国故事背后是有一套价值和知识体系的。
然而，现代中国的宣传者把中西之别轻易地转换为古今之变。中国思想范式是通过中文表达的，中国的学术语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又由这套思想范式塑造。邓晓芒自称哲学家，言必称康德，号召中国再次启蒙。中国思想者需要的是具有世界主体性视野的中国主体性立场。以这样的语言，中国人很难发展思想。在过去百年的任何一个时间段，儒家都不占有主流地位。
然而，现代政体是否就是西方现代各国既有政体之翻版？问题是，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复制英国或者美国，就可以在中国建立优良治理秩序，就可以让世界秩序变得更加美好？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缺乏世界主体性意识，完全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生，而丝毫不考虑世界问题。这是一种"逆向普遍主义"。
因此，对今日中国思想者来说，世界主体性意识是视野，中国主体性意识是立场。而这次大变与前几次相比，有一个重大差异：中国不能不与西方列强打交道，而它们不同于以前的戎狄蛮夷，它们在国家组织技术和物质技术方面是领先于中国的。
刘小枫自称哲人，言必称柏拉图，号召中国回到古典。这样的思想品质让中国思想解决中国问题的效力大打折扣，这包括上面讨论的思想之意识形态化。
当下中国思想有必要深入中国故事，厘清其内在逻辑，沿着其逻辑，寻找解决最为紧迫而重大的问题的方案。［2］但在很大程度上，这套价值和知识是隐性的，甚至于是非法的。为此，今日中国思想必须实现一次视野的根本转换，贯通中国与世界：在中国思考世界，从世界思考中国。晚近百余年来，这套知识体系被弃置，中国思想范式也逐渐被中国知识人遗忘。
在1940年代以及后来的港台，现代新儒学取得重要的思想成果。西方思想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富强证成的，尤其是在西方以外的世界，比如在中国精英那里是这么认为的。
立基于这一理念的诸多制度，在中国的优良秩序构建过程中，也就未必具有充分的正当性。同时，在世界学术场域中获得高度重视的中国人文知识成就，也是新儒家发展起来的哲学体系，及其开放出的思想和知识空间。
现代中国热衷于传播外来思想的知识人，包括最近30年来热衷于接轨的学人，始终受困于文化和语言的铁笼。本来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明被普遍认定一直在世界之外，不是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主体组成部分，中国也就不具有世界的主体性地位，相反，中国必须等待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和制度的拯救。
如此回向中国之道、立定中国主体性的中国思想是民族主义的吗？恰恰不是。不过，大陆儒者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，走出另外一条思想创发之路，包括蒋庆倡导的政治儒学。中国精英不能不基于这种自觉，思考如何通过中国的努力，让世界变得更好。甚至可以说，这不仅是中国思想者须面对的挑战，也是全球思想界的最大问题。
现代新儒学的限度，也正在此。这就需要中国思想者回到中国秩序的源头，以探寻中国秩序之基本原理。
相反，中国必须以现代思想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而这个现代思想就是外来的思想。惟有经过如此文明改造过程，中国才有资格进入世界，具有世界的身份。
要害是，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。据此，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另外一个事实，并生成另外一个问题： 事实4：中国文明支撑了中国故事，中国之道是一以贯之的。
